为什么转基因问题会引起社会争议?

来源:墨子沙龙

演讲:金兼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整理:吕浩然

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可能跟每个在座的人日常生活里所看到、听到的都有关系,是一些与科学有关系的一些社会争议。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这样的问题叫做争议性科技问题。今天讨论的争议性科技议题,是转基因。

我的分享涉及几个部分。首先我会对转基因相关争论作一个简单的回顾。然后重点讲讲公众有关转基因的想象和态度的形成,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我国的转基因技术

我国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起步并不晚,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转基因玉米、水稻、棉花乃至动物转基因的研发,先后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但相对于技术研发,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发展比较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产业化的推进受制于过去十几年我国总体上对转基因充满争议甚至负面的社会舆论。

事实上,我国关于转基因的政策,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注重自主创新,特别是把农业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的培育放在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进行战略布局,投入不可谓不大;二是坚持慎重推广,表现为推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的方向坚定不移,但同时又突出强调安全性,以及对公众和媒体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等方面舆论的高度重视。也正因如此,农业部虽然早在2009年就对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个转基因主粮作物新品种颁发了安全证书,但实际的商业化种植,仍然受制于包括社会的负面舆论在内的诸多因素,而一直未予以强力推进。

转基因争议的两大关键节点

通过简单梳理我国转基因相关争议的典型事件,我们或可对过去十多年来社会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总体上充满争议甚至负面的情绪和看法的由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第一个事件是,2002到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大陆地区私下检测超市中售卖的食品是否含有转基因原料,并公布雀巢部分产品中确实含有转基因原料。转基因这个名词和概念由此第一次进入部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视野。而绿色和平组织所强调的公众“知晓的权利”,自此也成为公众和媒体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加强监管的强有力武器。在这个可能属于国内转基因舆论事件的最早案例中,引发公众对转基因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的一切元素和特点——如多元利益相关者对论战的介入,把非科学的伦理问题与科学上的安全性问题混为一谈——几乎都已具备了。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2009年三个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以及中国农科院与奥瑞金公司联合研发的一个转基因玉米自交系)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引发公众对转基因主粮可能走向商业化种植的强烈担忧和激烈反对。理论上言,一个生物新品种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即“安委会”)安全证书,其产业化就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当时的社会和舆论现实是:经历了2002年爆发的SARS疫情和2008年三鹿奶粉丑闻等一系列事件的国内民众,对于我国的食品安全,特别是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心和国家有关监管部门的执法监管的决心和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担忧和不信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个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安全证书的发放,引发了部分媒体和民众的敏锐关注和激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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